一直以来，中低收入家庭都是普惠金融重点关注的群体。而过去几年，疫情的冲击又让部分群体原本的主要收入缩水或断档。“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金融消费者的脆弱性凸显，金融健康问题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副局长尹优平在今年1月举办的一次论坛上表示，要从居民的收支平衡、金融韧性、金融能力、金融规划等方面关注其金融健康水平。
然而，中低收入群体往往是“失语”的。一方面，这部分群体日常缺乏渠道反映自己的实际需求，比起“动辄上千万元、上亿元”的大项目和高净值客户，他们相对是“隐形”的；另一方面，他们缺乏必要的金融知识，无法准确提出自己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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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次简单的调研和访谈远远不够。”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副院长莫秀根告诉《金融时报》记者，该院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启动了“财务日记”项目，对陕西宜君县、湖南平江县和上海三个地区197户家庭的财务情况进行了为时一年的详细记录，通过访谈了解这些家庭每一笔开支和收入的来龙去脉，观察他们的金融行为，并去分析“表象”背后的故事。
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中低收入家庭的流动性压力？面对潜在的意外冲击，这些家庭又可以如何提早思考应对之策？带着这样的问题，《金融时报》记者采访了多个中低收入家庭，并围绕他们提出的问题向业内专家求解方案。
流动性“生命线”
在考虑农民季节性收支规律的基础上，可以向农民提供多种小额金融产品，从而为农民提供一些中长期农业贷款，根据农时及时满足农民的资金需求。
互助组织在家庭财务健康和韧性中可以发挥独特作用。信用互助组织往往提供一种非标准化的服务，更具灵活性，也更适应不同家庭金融韧性的需求。
50岁出头的陈先生是典型的宜君农民，住在塔庄村，家里有43亩玉米地和30亩核桃，一家四口人依靠这片土地生活。在观察陈先生家庭的财务流入流出情况时可以看到，受农业季节性因素影响，其家庭收入的流入流出并不平衡。
记者了解到，除了农业收入以外，陈先生的家庭主要靠劳动打工为收入来源。两笔主要的收入集中在5月和9月，主要是卖出成熟的核桃和玉米取得收入。而在其余月份，即便有少量劳动收入和补贴等，但是大多无法覆盖当月支出，流入流出极不平衡。
这一现象也引发了研究者的关注。“这种收入模式就意味着一年中大多数时候这个家庭的收支会出现赤字，他们很可能被迫压低一些日常的必要支出，影响了其生活质量。”莫秀根告诉记者，这种被全年平均收入掩盖的问题值得重视。
比起陈先生，家住陕西省宜君县十五里铺村的雷先生则面临更多选择。“我家里有五口人，有玉米地22亩和核桃地5亩，平时在农闲时期也有一笔固定的打工收入，偶尔也去附近的高铁工地兼职干活。”对雷先生来说，打工（固定或者临时）收入已经成为支持家庭生活的重要来源。在他记录的一年期账单中，我们看到他家的全年收入为89260元，其中，有45100元来自打工收入，占比高达50.53%，高于农业收入39.21%的占比。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湖南平江县何先生家。他居住在距离平江县大概一个小时车程的福寿山镇的镇郊城乡结合部的一栋住宅里，是一个标准的三口之家。虽然自家也有农地，但是早已交给他人耕种，自己在小镇的福利院有一份工作，同时也开车拉活。“我们早就不种地了，种地又不太挣钱，打工的收入反而更稳定，不用担心收成。我自己也拉拉活，时间比较自由，收入勉强够我们一家用了。”雷先生告诉记者。
“对农业劳动高度依赖的收入模式下，家庭保持收支平衡的压力很大。”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朱贺天戈对记者解释，流动性是一个公司的生命线，这对于家庭也同样适用。如果类比公司金融，其核心问题就是一个家庭如何使用金融工具来实现其规划的家庭目标。
从收入端来看，一般来说，韧性足、抗风险能力强的家庭往往是多收入来源的。即便对农村家庭而言，收入多元化特征也愈发明显。“所以未来提升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可能并不仅仅是提高其农业收入，而是要大力发展农村的其他产业，提升农村居民的非农收入。”莫秀根表示。
这一规律在全球范围内也得到了印证。根据2017年对235户美国中低收入家庭的一份研究报告，当地中低收入家庭财务紧张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挣得少，更是因为收入波动加剧了他们的挣扎。我国的情况与美国不尽相同，不过，鼓励收入多元化具有共通性。
“像宜君这样依靠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区，其收入的波动主要受农业收入季节性的影响。非农业收入使得人们更加依赖于劳动力的输出。一旦失去劳动力就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家庭财务压力将骤然增加。”莫秀根表示。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更容易出现失去主要收入来源的状况。外部冲击造成的收入骤减情况不应该被忽视，尤其是其对于个体户、灵活就业人群等，金融需求的波动存在季节性特征，所以，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时需要考虑到季节性问题。
对此，尹优平建议，在考虑农民季节性收支规律的基础上，可以向农民提供多种小额金融产品，从而为农民提供一些中长期农业贷款，根据农时及时满足农民的资金需求。
“可以充分利用互助组织。”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处长、联合国开发署可持续发展投融资项目办主任白澄宇建议，可基于互助组织的优势，发展互助保险。在他看来，互助组织在家庭财务健康和韧性中可以发挥独特作用。“我和国际上很多金融合作组织进行过广泛的交流，他们的成员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所以更关注家庭的财务健康，而不是像银行信贷那样主要针对个人。信用互助组织往往提供一种非标准化的服务，更具灵活性，而这种灵活性是韧性的一方面，非标服务也更适应不同家庭金融韧性的需求。”白澄宇表示。
份子钱“双刃剑”
我们不能纯粹从财务角度来理解份子钱。社交对于中国中低收入家庭是非常重要的，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一种无效的支出，但是也一定要避免形成恶性循环，加重中低收入家庭的财务困境。我们没必要全面禁止份子钱，但要限制在合理范围内。
前述绝对收入偏低、波动性较大主要受“刚性”因素影响所致，此外，人情往来这笔“软性”支出因素也同样不容忽视。
从对平江县家庭的调研可以看到，“办酒”成为当地人谈之色变的话题。作为一个坐落在湘北山区的小县城，平江境内是绵延起伏的山峦和纵横交错的河流。而出了县城，在开往平江下属福寿山镇的路上，不难发现，每隔几公里路边去村里的小路口总会看到几个红色或者蓝色的充气拱门，上面写着某某结婚或者某某仙逝，有些甚至是某某过生日的大字。
“平江的婚丧嫁娶人情往来都要‘办酒’吗？”，面对这样的疑问，当地人说道：“我们这边什么都要‘办酒’，恨不得你买了个摩托车都要‘办酒’。你不可能只去吃别人的酒，那就亏死了。所以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记者了解到，在平江县，稍微熟悉点的朋友“办酒”，受邀者得随份子200元到500元，而平江一般的平均工资也就2000多元。那么“份子钱”这类的人情往来是否对中低收入家庭造成了一种压力呢？
从事木工行业的邓先生就坦率说出了他的压力：“我们平江这边人情往来的压力非常大。婚丧嫁娶，各种事都要办酒，随份子钱、给压岁钱压力很大。”
记者了解到，邓先生家一年仅份子钱的支出就高达7000元或8000元，占到了全家年收入的20%左右。
实际上，从CAFI调研中可以发现，越是绝对收入较低的地区，这类压力越大。在绝对值上，上海由于较高的收入和支出标准，户均月社交花费量是三地最高，但宜君和平江的社交花费占其户均月现金流量的比例高于上海。
作为社会能量相对较低的中低收入家庭，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金钱来往，到底是有利于家庭的净流入还是不利于家庭的净流出呢？应该说，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人情”的价值很难用直接的金钱回报来衡量。特别是在农村，社会交往金钱流动是非常重要的人际交往渠道，人情费或许是一种必要的社交成本。
实际上，当不少受访者被问到“当您亲人住院了但您没有足够的钱去支持，您会寻找谁的帮助”时，大家寻求帮助的对象最重要的还是家庭和朋友，金融机构则相对占比较低，而且比例差距非常明显。
莫秀根表示，我们不能纯粹从财务角度来理解份子钱。社交对于中国中低收入家庭是非常重要的，也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一种无效的支出，但是也一定要避免形成恶性循环，加重中低收入家庭的财务困境。“从另一个角度看，人情费可能构成了一个家庭的财务压力，但也可能是解决结婚、疾病、丧葬等重大事件时需要大数额支出的重要途径。”他补充道，“我们没必要全面禁止份子钱，但要限制在合理范围内。”
拮据的“准中产”
适度发展消费金融也是专家开出的“药方”。相关政策要多关注需求侧的一些特点，以可获得、可负担、便捷的“随借随还、按日计息”类贷款产品为锚，满足中低收入家庭平滑支出、扩增消费和扩大生产的需求。此外，要大力推动普惠保险的发展，以数字化、标准化和智能化的数字产品作为普惠保险广覆盖的助推器。
在城市，中低收入家庭的流动性压力又是一个不同的故事了。收入较高、没有其他多余负担（如高额房贷、父母赡养压力等）的家庭就一定意味着财务状况优良吗？朱女士家庭的故事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不一定。
在接受采访时，朱女士带着儿子走进了咖啡厅。朱女士儿子非常活泼，一直要求调研人员陪着他一起玩。看着咖啡店里精致的小甜品，尽管刚吃完晚饭，小朋友依旧喊着“妈妈，我要吃这个蛋糕！”朱女士也没有回绝儿子的请求，走到结账台买下了两个蛋糕。这样一个蛋糕的价格是38元。小朋友吃了两口就吃饱了，蛋糕还剩余三分之二，朱女士连忙拿过去吃了两口。
这个细节也触动了在场的其他人。当被问起家庭的现金流情况时，她表示：“我们平时花钱大手大脚惯了，遇到喜欢的就买，遇到想吃的就吃，觉得好像也都不贵，但是一记账就发现这些大大小小的开销累在一起就是一笔大数字了。”她补充说，“感觉什么也没干，钱就没了。有时候为了周转，我们也不得不借微粒贷或者借呗。”
在197户受访家庭中，朱女士家已是家庭财务条件比较好的代表。她年收入20多万元，无赡养父母压力，在上海有房，只需要应付日常开销。但我们发现，朱女士也经常要面对家庭财务紧张的状况。
莫秀根告诉记者，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捉襟见肘”“朝不保夕”等收支无法平衡的现象往往是家庭经济状况较为拮据才会出现的情况。而CAFI在全国的一项调查显示，收不抵支的比例在固定工资群体中总体占比达到35.9%，在灵活就业者中更是达到44.4%；即使是中高收入的群体也有四成左右的比例面临收不抵支（收入略小于或远小于支出）的情况。
是什么造成了这些城市家庭的流动性压力？在进一步的采访调研中，记者了解到，不少像朱女士这样的偏中产家庭，最大的支出主要是“一老一小”，更确切地说，是医疗和教育。
“我们家不喜欢自己做饭，喜欢在外面吃，这个支出也不小。有时候出去旅游，带孩子去迪士尼、大商场玩玩，再报点兴趣班，支出一下子就上来了。”朱女士叹了口气，表示“在‘双减’政策后，兴趣班的价格又上升了，但是这些活动又不能少。”
具体来看，根据朱女士在她的财务日记中记录，在暑期阶段，孩子的兴趣班学费、书本以及文具的钱是一大笔支出。为了提高孩子的英文水平，她为孩子报了英语培训班，价格接近8000元。从记者看到的朱女士记录（2021年6月到2022年3月数据）来看，不到一年时间里教育相关费用超过了3万元。
接受采访的赵先生是国企退休职工，目前独居，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等慢性病。他表示，自己一个月收入5000多元，很大一部分都花在了医疗上。“我们年纪大了，日常吃喝花不了多少钱，但是一旦要去医院，尤其是住院，就感觉到不小的财务压力。”赵先生表示，“我一个月要去医院好多次，退休金基本花在这上面了。一次几百元或1000元，一加起来就很多了。”
那么，除了固定收入，老年人是否愿意通过金融产品来理财增收呢？赵先生说道：“我们老年人反应慢了，理解能力也不行，所以我缺钱是不会找商业机构的，再难我也只会寻求家里人或者朋友的帮助”。
“中老年人的医疗风险最为突出，补充性的普惠医疗保险是对冲此类风险的好的机制。”朱贺天戈表示，但他也表示，如何定价、如何优化相关服务还需进一步探讨。
此外，适度发展消费金融也是专家开出的“药方”。莫秀根告诉记者，相关政策要多关注需求侧的一些特点，以可获得、可负担、便捷的“随借随还、按日计息”类贷款产品为锚，满足中低收入家庭平滑支出、扩增消费和扩大生产的需求。此外，他还建议，要大力推动普惠保险的发展，以数字化、标准化和智能化的数字产品作为普惠保险广覆盖的助推器。
扭转“金融隔阂”
全社会要大力推广金融素养教育并倡导金融健康理念。金融机构要发挥更加主动的作用，将消费者保护理念融入公司商业战略中，提升中低收入群体对普惠金融的承接能力。
不过，金融产品的有无并非唯一的决定性因素。通过与多位受访者的沟通，记者发现，原本可以作为现金流平滑“利器”的金融工具，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却意外受挫。
居住在上海的尚女士就感慨道，曾经吃过信用卡的亏。“上次信用卡把我害惨了。”她告诉我们，她在某行信用卡上一共借了1200元，疫情防控期间因没法出门及时还款，也不会在手机上操作，逾期了1个月，但是逾期费加上利息一共就有400多元。
前文中提到的赵先生也谈道，“我们根本不会用那些工具（指代信用卡、互联网平台等），就算缺钱我也只会找亲戚朋友和子女借。”
这超出了研究人员的预期。朱贺天戈表示，他曾多次听到了中老年访谈对象对于金融服务的负面反馈。这种对金融服务的刻板印象导致中国中低收入家庭的中老年人承接普惠金融的主观能动性极差。
过往经验通常是这种“负面反馈”的来源。赵先生就表示，曾购买了小区居委会推广的商业普惠保险，在上次脚伤之后赔付非常有限，手术一共才报了500元，反倒是残联补贴了1800元。“商业保险作用非常有限，而且保险的赔付机制、设置条款等对老年人不友好，就算现在有了第三方平台，依旧是换汤不换药。”他表示，“通常情况下，买保险的时候很方便，但是真正受益很难。”
实际上，不少受访者都表示，对保险的需求很强烈，但体验却不够理想。当然，在《金融时报》记者的多次线下走访中也发现了正面反馈的例子。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不少55岁至70岁之间的客户在使用手机、金融风险知识等方面和年轻人差距并不大，一些常年有投资理财习惯的中老年客户风险承受能力和金融资产能力甚至比普通年轻人更高；而他们也和自己的理财经理建立了数十年的良好合作关系。
不过，来自消费者的“负面反馈”也提醒金融机构，必须关注“金融隔阂”的存在，扭转中低收入人群对于金融产品尤其是保险产品的不信任感。尹优平提出，全社会要大力推广金融素养教育并倡导金融健康理念。金融机构要发挥更加主动的作用，将消费者保护理念融入公司商业战略中，提升中低收入群体对普惠金融的承接能力。
对于一些机构提出的“普惠保险不赚钱”问题，安盛天平健康险及新兴客户事业部负责人王春丽谈道，从普惠保险角度来看，普惠保险并不意味着保险公司亏钱，但是不能赚太多的钱，利润比中高端产品低一些。“保险公司会对中高低端产品进行搭配，来保持整体组合管理池子的健康，并保障一定的盈利，实现商业持续运作的良性循环。”她解释。
“金融隔阂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莫秀根表示，其中一个重要的缓解方式是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近年来，随着数字化转型趋势日益凸显，线上服务的高效与便捷的确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普惠金融服务的范围。但是，适当的线下沟通同样是必要的。
例如，宁波某地通过农商行工作人员长期走访基层等多方面渠道，根据多维度的具体指标给用户打“道德分”，得分较高者就可以享受较高额度的授信和更低的利率；而在普惠保险方面，莫秀根建议，要从用户角度出发，让他们“更省心、更省力”。比如，农户保险方面可能涉及牛羊险、果树险等多种险，每笔金额小、理赔程序复杂，这导致农户往往不胜其烦，真正要理赔时又找不到对应的机构。对此，一些地区探索用“一张综合保险单”或建立一个“综合保险大厅”，统一对接所有的险种咨询、购买、理赔业务，极大减轻了农户的负担，推动相关金融服务更好落地。
当然，多方的努力都不可或缺。对消费者层面，尹优平提出要通过金融教育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使居民能够学金融、懂金融、用金融，加强金融教育、深入金融教育基地化长效化建设，把金融健康纳入到金融教育体系中；监管层面，他建议在现有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及填报制度的基础上，完善金融健康评价标准。“可以借鉴吸收‘财务日记’调查等方式方法，研究开发金融健康诊断工具，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他表示。
（文章来源：金融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