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来说，就是商丘公交已经没钱来维持公共交通的基本运作，也无力承担人力成本，不得不宣布停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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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在2015年为了加快新能源公交车替代燃油公交车的步伐，推出了一项补贴政策，向运营里程不低于三万公里的新能源公交车提供最高8万元的补贴，以鼓励公交公司转向使用新能源公交车。这项补贴也如之前的燃油补贴政策一样，成了不少公交公司的“救命稻草”。

事实上，商丘公交当前陷入的窘境，早在几年前就有迹象，只是这些问题如今一次过暴发。

此外，据财新网与地方媒体报道，与河南省的其他地级市相比，商丘市的地方债务负担较大，财政收支矛盾更加突出。2022年商丘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7.1亿元，较2021年略增1亿元，但支出扩大11.6亿元至92.5亿元。而单单在今年1月，商丘全市共开工重大基建项目132个，总投资1670亿元。

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认为，地方财政对公交公司的补贴并没有法律强制性，如果市政府财政上资金链跟不上，这些公交公司就难以获得足够的补助。

吃紧的地方财政

另一名工作人员说：“大概从去年4月开始，每月经常只能给司机发1000多元的生活保障，现在保障也发不了了。”还有一名员工透露，公司几百辆公交车都是贷款买的，现在每年的保险费都交不上，情况特别困难。

商丘公交此次的风波或许只是一次“狼来了”，毕竟公共交通是公共产品，不能因为公司说停运就停运。然而，这背后的财政问题，及其可能带来的隐患和风险，不会因为政治力的介入就获得解决。

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已自顾不暇，更遑论加码对公交公司的补贴。

虽然市政府的解释让不少民众放下心来，商丘公交这一“U转”还是引来多方关注。

《中国新闻周刊》、财联社等媒体采访的多名商丘公交员工，都不约而同地控诉自己已经好几个月没有领到薪水。其中一名员工控诉：“我们工资从去年10月就开始拖欠，现在已经欠薪五个月了。”

第一财经星期三（2月22日）报道，中国29个省份去年的政府性基金收入都出现下滑，其中跌幅最大的有天津、吉林和青海，达60％；只有海南和上海的土地出让收入保持增长，分别增长了31％和7.7％。

即使客运量减少，公司也难以提升票价。一名商丘公交员工说，一些线路曾尝试将票价调涨至2元，但引来不少市民反弹，“因为这个问题价格一直提不上去”。

令人出乎意料的是，这则公告发出后不到两个小时，就突然被删除了。不久后，“商丘公交”再发出另一则通告，内容180度转弯，表明公司“将克服困难，确保公交不停运，不影响公众出行”。

这也意味着，一旦地方财政吃紧、补贴不到位，公交公司很快就会出现经营赤字，让公交服务难以为继，而这是商丘公交等各地公交公司都难以避免的问题。

商丘交通局2020年12月曾发文坦言，突如其来的冠病疫情已对道路客运行业产生重大影响，经营者普遍出现经营困难，亟须强化政策扶持。

冠病疫情暴发的三年多来，中国官方实施了严格的防控措施，造成民众出行意愿低，公交载客量大幅下滑。为了节省运营成本，公交公司不得不减少公交的运营量。

即便公交车没有出行，员工工资和车辆维护、保险费用仍需按时支付，进一步加剧经营压力。

位于河南省东部的商丘市有700多万人口，2018年曾被确定为该省第二批“公交优先”示范创建城市，即要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提高公交使用效率，目标是节约公共资源、减少污染物排放和改善社会民生。商丘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条件，暂时还不符合省政府定下的、申报建地铁和轻轨的要求；没想到的是，一场疫情扫过，市民差点连公交车都没得坐了。

不过，这项补贴政策在2019年就结束，加上后来冠病疫情的冲击，各地公交公司纷纷因经营困难而像骨牌般倒下，进而波及城市的公共交通服务。

遗憾的是，春天虽然来了，商丘公交已经元气大伤，能不能活下来似乎成疑。而这背后的原因，也不仅是冠病疫情下骤减的载客量和营业收入，还有更为复杂的地方财政问题。

今年1月中国民众走出疫情阴霾、生活恢复常态后，商丘公交陆续恢复12条市区公交线路和14条郊区线路的运营。商丘公交今年还发出新年贺词说，“‘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这句话我们说了三年，而今年最为期待。”

公告说，受冠病疫情冲击、国家新能源补贴政策调整、财政补贴不到位等因素叠加影响，目前公司亏损十分严重，经营异常困难，员工工资、社保金拖欠，无力支付，车辆充电电费、车辆保险等无资金购买，已无法继续承担老百姓出行的公益性事业和民生工程。

以商丘市为例，该市2021年的财政拨款支出中，部署了653万元用作公共交通运营补助，但到了2022年，这一支出被腰斩至330万元。

疫下公交服务难以为继

在中国，城乡公交的定位是公益项目，公交公司无法转型成为私营企业，依据市场化原则运营。即使将公司半私营化，也难以盈利。因此，除了通过载客带来的边际收入，公交公司只能依靠地方政府的补贴，才能提供基本的公共交通服务。

在被删除的第一则公告中，商丘公交描述了公司当前运营面临的诸多问题。

商丘市政府至今还没公布2023年的补助金额，但财政收入的下降，势必会影响地方政府对公交公司的补助是否及时或到位。

去年5月，有商丘市民反映市内近半数公交已停运，对生活造成极大不便。隔月商丘交通局回应称，“公交有序恢复运营后，客流呈断崖式下降。目前公交恢复运力不足70％，30％以上的冷僻公交线路客流严重不足，市公交公司运营已出现困难。”

不过，各个地方政府在冠病疫情期间为了抗疫，实施大范围核酸检测和封城，已动用了大量财政预算，加上地方政府高度依赖的土地收入因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始终不见起色。

事实上，有几名全国人大代表去年6月提出希望延续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助政策的建议。当时中国财政部的回应是：“城市公交属于地方事权，宜由地方承担相关支出责任，通过地方自有财力安排。”

由于商丘公交没有公布财报，无从得知公司的亏损情况，但从员工的说法，或许能从侧面看出商丘公交面临的窘境。

河南商丘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星期四（2月23日）早上8时许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商丘公交”无预兆发出一则公告，称公司当前经营异常困难，已无法承担民众出行的公益性事业和民生工程，决定从3月1日起暂停运营商丘市市区公交线路。

当天中午12时许，商丘市政府也透过网信办公众号“网信商丘”发表《情况说明》，称受疫情影响，商丘公交经营确实遇到困难，市政府工作组已进驻，将依法依规查明情况，进一步纾困解难，确保市区公共交通正常运营。

除了商丘公交，去年8月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公交公司也曾发出停运通知，称经营困难、发不出工资；9月兰州公交集团被曝出让欠薪员工去地方银行贷款度日；2022年底以来再陆续爆出辽宁葫芦岛市建昌县瑞通公交公司、广州番禹多条便民服务车、黑龙江漠河公交公司、陕西榆林定边县公交公司等均因经营困难、严重亏损而陷入停运。

公开资料显示，商丘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经营城市客运业务，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下同，97万新元），大股东为董事长黄玉波，持股比例67.6％，共有员工4000余人，其中缴纳社保的员工1868人，运营公交车2000多辆。

事实上，商丘公交这次的“U转”也并非个例，之前宣布停运的公交公司，都在发出停运公告后不久撤回，并在地方政府部门介入下恢复运营。